郭铁成：民主是我们生命的尊严

文章来源：香港、凤凰周刊


提出"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这种问题，自然不能说有错，但总觉得有些" 文不对题"。因为"民主"并不是"好"或"坏"、"有用"或"没用"的问题，它是我们生命的一种渴望，一种需求。正如吃、喝、拉、撒、睡，正如人的"七情六欲"，你说它们"好"还是"坏"，"有用"还是"没用"？我们需要它们，是我们的生命离不开它们，一旦离开，生命就要受到致命的阻遏。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不是我们的生命需要它，它就是再"好"、再"有用"也与我们不相干。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民主"的要求属于历史；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权专制主义，没有民主，国人也照旧过来了，怎么能说民主是人生命的需求？

当然，民主作为人生命的需求，并不如吃喝拉撒睡、"七情六欲"那样简单，它是人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种精神需求。这个阶段的标志，就是个性、主体、自我这些个体性的觉醒。在西方，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发展到"启蒙运动"时期蔚然成风，在中国则要晚到20世纪初，至"五四"时期形成一个高潮。陈独秀的一段话对于这种"觉醒"的表述是最清楚的了："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于是他揭橥了"民主"的大旗，尽管此时他对"民主"的要义还"不甚了了"（胡适语）。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民主首先都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性问题。就是说，人类并不是根据民主"好"还是"坏"、"有用"还是"没用"来建构"民主"的，而是依据实际需要有了民主实践，才渐渐有了理性的认同和理论上的研究、探索和明彻的表述。后者又进一步推动了民主的自觉建设。

那么"民主"到底是什么？今天，人们对民主理论上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再重复这些已经成为人类常识的理论实在没有多大意义，不如把民主的问题还原为实在的生活。在这里我愿意引用龙应台女士的一段表述：

" 民主，就是手上有一本护照，随时可以出国，不怕政府刁难；民主就是养了孩子知道他们可以凭自己本事上大学，不需要有特权；民主就是发表了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民主就是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民主就是到处有书店，没有任何禁书而且读书人写书人到处都是；民主就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民主就是不必为了保护孩子而训练他从小习惯谎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

所以，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只是少数服从多数，只是" 好东西"、"坏东西"的问题，"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见龙应台《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是你觉悟的个体生命一刻也离不开的生命需要。这也可说是民主的"实质"。当然可以研究实现它的各种途径（包括程序正义的问题），但这种"实质"，却是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你如果有兴趣特别想分解一下，也可以看到，这里其实就是自由、人权、平等、多元、法治。于是我们又可以说，民主与这些具有核心意义的价值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说到家它就是这些价值在体制上、制度上、方式方法上的体现。即如阿克顿勋爵所说："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民主？因为民主意味着让人民大众享有自由。"脱离这些价值谈"民主"，必定越谈越不得要领，甚至走到民主精神的反面去。

中国1950年代到1970 年代的30年间，尽管用"阶级论"解构"民主"，把"民主"与"资产阶级"连结在一起，并以"无产阶级民主"的革命实践取而代之，但"粉碎四人帮"和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人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要求与"五四"曾经高扬的"民主"大旗联系起来。这时，我还可以说，因为几十年"断裂"的缘故，有关"民主"的真义，国人还是"不甚了了"，有关"民主"的理论更是思想上的空白，但有一点他们是再清楚不过：他们要过一种生活，这生活就是为了活命，他们要一点生产上的自主权（可以想一下，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20名农民为"包产到户"所按下的血手印）；这生活就是不会因为"出身"而被剥夺生活基本的权利，不会因为有一点个性和独特性，就被作为"资产阶级"加以批判，因为发表一点意见和观点，就沦为"阶下囚"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读书、求知就被扣上"白专"的帽子，因为做学问、有学识，就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生活就是偌大中国不要一个人说了算，天是一个人的天，地是一个人的地，十几亿人的生命和生活由一个人来操纵，连"共和国主席"都无以自保，死于非命；这生活就是我们至少能活得像个人样，不至于唯唯诺诺、战战兢兢，整日生活在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群众"以"革命的名义"光顾你的家庭，抄毁你的书籍，拉你到批斗现场，给你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把你驱逐到"牛棚"，流放到举目无亲的地方，经受"炼狱"之苦�目志逯校??

应该把人们这种有点卑微的诉求叫什么呢？这种生活是不是人的一种起码生命需求？如果承认人这种生命的渴望和祈愿是合理的、正当的，也是不可遏制的，那么怎么实现它？这时，能不接触"民主"--也就是广大人民做自己命运主人的问题吗？

我最讨厌的就是一些貌似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脱离人民大众最质朴，也最有力的生活实践，把最生气勃勃、贯注着生命气息的生活抽空为干巴巴的"理论"，在那里煞有介事地"见仁见智"。岂不知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已经远离真正的学问了。

举个小例子来说吧。1967年8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造反派"押到中南海的批斗现场，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残酷批斗，又被押回办公室。这时刘少奇"疲惫已极，余怒未息，立即按铃把机要秘书叫来"，"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辞严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么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说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见刘平平、刘源、刘婷婷：《我们的父亲刘少奇》）刘少奇的"抗议"很有力度，是自身的遭遇让他想到了"公民权利"--也就是民主这个根本性问题。可见"民主"原不是知识分子书斋里的"学问"（只是可惜他的意识晚了一点，如果1957年"反右运动"时他就有了这种"觉悟"，并能提出"抗议"，也许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了）。

我还举个小例子来说明问题。散文家筱敏在《成年礼》一文中，写到自己"1974年深秋的某一天"，在街头读到一张《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字报的情景：

" 我站在人群里，默默地读完了它，走出来。接着又回到人群起始的一头，再次从第一个字开始。天昏暗下来，人越聚越紧。有人划着了火柴，这边的一枝熄了，那边的一枝燃起来（那时的火柴是凭票限量供应的）。一个女孩一手扶着一位老者，一手举着手电筒，一个字一个字念给半盲的老者听。人群慢慢挪动。离开人群的时候，我才知道下雨了，深秋的冷雨，细细地斜飘着。"

文字是质朴的、动人的，而更动人心魄的，还是那情境。如今，你看到什么书、什么理论产生过如此巨大魅力和感召力的？那简直是一首凄美而壮丽的诗篇！人们不是在读，而是在用生命、用心灵在感悟、在诉说。你可以从那街头的阅读大军中感受到伟大的历史脚步正从暗夜中"咚"、"咚"地走来，悲壮、沉实、充满力度。我也读过那大字报中的文字。今天看，或今天从"理论"上看，自然已不足论，但那大字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文革"的实践出发，点燃了一个蠢动于人们心中、被人们用生命和苦难体验着的"问题"。它一下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和理性，打通了历史，让几十年前就飘扬于人们心中，却"不甚了了"的那面"民主"旗帜，一下获得了真实的意义。

筱敏是把读到那张大字报的一天，视为自己的"成年礼" 的。我想，"五四"的"民主"对中国人来说，可能实际上只有相当有限的"启蒙"意义，真正使中国人成长起来的还是"不民主"的痛苦。经历了种种"不民主" 的苦痛和折磨，人们才会切实明白，民主其实不是别的东西，它就是我们生命的尊严。

而我要说，一个带着强烈生命尊严感、追求民主的民族，才是真正有出息的民族。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31期，作者：郭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