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玉萍：爱国与民族主义 一线之差

蔡玉萍：爱国与民族主义 一线之差
2008年5月13日

【明报专讯】海外中国留学生最近因奥运而激起的热情和反CNN、反家乐福、反对藏独行动，是爱国行为还是民族主义的体现？中国官方固然将之定性为爱国行为，但爱国与民族主义只是一线之差。

爱国与否固然值得讨论。因为我们要问爱的对象是什么，是中国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文化？还是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的社群？我们是否只爱有相同文化的汉人，还是亦爱其他少数族裔，例如西藏人？我们亦要问，用怎样的方式去爱？支持，是否就一定是爱国的体现；批评，是否就一定是不爱国？六四天安门的学生对中国政府大力批评，他们比起今天高举五星红旗，甚至以暴力“保护圣火”，支持中国奥运的海外留学生，谁更爱国？五四运动时对中国封建父权文化大力鞭挞的知识分子比起今天互联网上和官场上声声为中国五千年文化感到骄傲的人，谁又更爱国？以《丑陋中国人》一书批评国人陋习的已故作家柏杨是否就不爱国？

民族主义比爱国更复杂

民族主义比爱国更复杂。民族主义，根据Ernest Gellner(1997)是“以文化大同为社群组织根基的政治原则”(Nationalism is a political principle which maintains that similarity of culture is the basic social bond)。这里牵涉的是一个当代人类社会的重要组织——国家作为一个垄断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实体，和她相关的主权和疆界问题，极端民族主义者相信只有与其具有同一文化承传的人才有合法性(legitimacy)成为其国家(nation-state)的成员，并且每一个国家公民都必须具有同一文化承传。民族主义者不但为国家的疆界划上界线；他们亦坚持只有具有同一文化承传的人才可成为他们国家的合法领导人。

民族主义是排他性的，虽然其关注点是国民和国家领导者的文化同质性(homogeneity)，但因现代社会很少国家只包含同一文化承传的国民，因此民族主义者的议题就变成要将文化异己从国家疆界和权力中排出，否定外人过问国家的统治。虽然始于对自身文化的拥抱和认同，但民族主义的核心议题是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分配。

民族主义是特定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产品。欧洲在19世纪起开始饱受民族主义的困扰，德意志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最终导致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民族主义情绪很多时是由于不同文化社群间的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分配不均所致，例如在一个国家人数较少的少数族群却比主要民族控制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我想汉人在西藏的经济和政治垄断是激发藏独支持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原因之一)。在其他时候，民族主义是受外国压力所激发，19世纪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就是对西方帝国和殖民主义的一种反抗。今天中国愤青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因为他们认为西方传媒和政府对中国存在偏见和偏袒西藏所引起。

民族主义情绪一旦被点燃后果堪虞

统治者可能视民族主义情绪为一团结人民和动员群众的上佳工具，但虽知民族主义的核心理念──相同文化承传是统治合法性的唯一原则，在现代文化多元的社会是不能实践的。要满足这个原则，就需要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one nation, one state)。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民族主义情绪一旦被点燃，后果堪虞。如果受西方传媒和政府而激起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把矛头指向中国境内的藏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包括外籍人士)，我相信这也是中国政府和社会所不愿见到的。

民族主义是感性、激情和浪漫的，是建基于对特定社区和文化的认同上的。遗憾的是，在社区文化的认同过程中，在寻根，在界定“我们”是谁的同时，我们亦同时在界定“他者”和排斥被界定为“他者”的人。因此，民族主义和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所强调的理性、平等和包容等普世人道价值有明显张力，甚至是相违背的。在一个民族主义的视角下，一个公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取决于其文化根源(cultural roots)和对领导者所属高等文化(high culture)的掌握。没有这文化根源的人，如选择留下就只有两条命运──被同化或是成为次等公民被压迫。

在今日中国正需要与世界接轨的同时，在香港这样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大城市，过分强调民族认同是否一件好事？我们的下一代需要的是对自己文化的批判认识和了解，还是对其毫无保留的拥抱？他们需要学的是支持中国的统治者，还是对平等、自由、包容、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认识和反省？学校应教导学生支持奥运，还是应和他们讨论奥运背后的意义？老师应向学生灌输“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是应与学生讨论西藏所牵涉的复杂文化、经济、政治和种族问题？希望现在香港的公民教育还不只是民族教育。

作者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