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November 16, 2007

后权威时代的中国需民主政治

This is a very good Chinese article published on ZaoBao about the need of democratic politics when strongman politics faded away. Although this article address the needs of China's need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but in view of the inevitable dawn of post-LKY era, this view is also very relevant to Singapore's context.

张雪忠(上海)

据新华社报道,在中共十七大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选举差额比例都在8% 以上,是中共十四大以来比例最高的一次。另据透露,习近平、李克强两位“政治新秀”能够进入常委,并非是由谁“钦定”的结果。在十七大召开几个月之前,中 共中央曾在省部级干部中进行的一次接班人预选,他们两人都获得高票,后来在十七大预选中又再次领先。

  五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第四代领导集体便要向第五代进行权力交替。新一代领导集体已不能再像前几代领导人那样,利用独特的革命、战争或任职经历来获得众望所归的权威。通过适度的党内民主机制,让新一代领导集体获得足够的治理国家的政治权威,已经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选择。

权威主义的缺陷

   通过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历史性地将中国从极权主义社会转变为权威主义社会。在权威主义政治中,政治权力主要由少数领袖或领导集团所掌握,但却在较为有 限的范围和程度上受到制约。权威主义政府一般不试图控制民众活动的每个方面,国家和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社会中存在一些政治权力无意或无力干预的领 域,许多经济、文化、宗教和家族事务都取决于个人。

  但权威主义政权并不提倡个人自由。权威主义把社会视为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其中存在 一个单一统治者或单一统治集团领导的政治支配链。支配、服从和秩序的价值,始终高于自由、同意和参与的价值。权威主义社会即使存在一些民主的因素,其作用 也微乎其微。国家立法机关往往只是个“橡皮图章”,其主要作用是批准统治集团的各种提议。权威政权的主要统治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命令和强制。

  权威主义政治一般不推行和兜售顽固的意识形态。由于缺乏意识形态指导,政治当局并不热衷于勾画国家和社会的远景式蓝图,其政策具有极强的实用主义色彩,眼前的政治稳定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权威主义政治提供的社会稳定,结合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特别是经济生活中的自由),往往会使经济得以快速增长。经济的增长反过来又为权威主义政治提供一些新的合法性。但是,权威主义政治在统治结果和权威供应两方面存在的致命缺陷,却是其本身无法克服的。

  作为一种统治结果,权威主义政治可能会带来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但由于政府对言论的控制,反对意见得不到充分的表达,为经济增长所付出的各种代价难以得到合理的估算。因此,经济增长往往伴随触目惊心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将越来越成问题。

  在权威主义统治下,包括财产权在内的个人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以经济发展的名义侵害民众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政治权力对市场的任意干涉常常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无法达到一个政权存续所必需的公平水准。

  尽管权威主义政权总是期望通过经济的发展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发展引发的问题似乎远多于其所能解决的问题。各种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最终将超出权威主义政治所能承受的限度,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崩溃。

必须有成功的转型

   政治学上的研究表明,权威主义统治带来的经济增长会使人们产生一种不断上升的更高期望,人们改善现状的期望总是超过经济增长所能提供的速度。这种“期望 —收益差距”感以及与收入差距有关的“相对剥夺”感,会在民众之中酝酿一种不断增加的“革命”情绪,并使国家进入一个政治上极度脆弱的时期。

  另外,在权威主义政治中,政府权威主要源于政治强人的权威,政治强人的权威则源于其极为独特的经历。这种独特经历主要是政治强人对政权产生所做的贡献,如率领国民获得民族独立、赢得国内战争,或者成功地发动一场军事政变,等等。

  政治强人权威的最大缺陷是,它既不可复制,也不可传承。权威递减规律使新的政治继承人不断面临权威供应不足的问题。没有持续的权威供应,权威主义政治当然就难以为继。权威主义政治的失败,将使国家进入下一轮“社会政治动荡—新权威确立”的周期性循环。

   避免权威主义政治失败的唯一手段,便是及时将权威主义政治转变为民主主义政治。民主政治带来的普遍政治参与,既可以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更为均衡,并有效 疏导弥漫于全社会的不安情绪;也可以通过制度运作,不断复制和供应国家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权威,从而使社会的长治久安成为可能。

  尽快向民 主政治转变,对权威主义社会而言,不仅仅是一种价值上的偏好,更是一种现实上的必需。应当承认,从权威主义政治向民主主义政治的转变,并不必然会取得成 功。失败的政治转型导致的社会后果,与权威主义政治失败的后果并无太大区别。但是,为了避免权威主义政治的必然失败,而面对民主政治的可能失败(也可能成 功),却是中国政治领袖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